与石窟寺艺术并行的佛教石雕艺术品，还有被供奉在寺院或塔内，可以移动的石雕造像和造像碑。它们通常为圆雕或浮雕，石质有青石、汉白玉石和砂岩石。
石雕造像在中国北方和南方均有大量出土。北方以河北曲阳修德寺造像数量最多，时代延续性强，以山东青州北朝石雕造像艺术最为高超精美；南方以四川成都万佛寺造像最为集中和著名。大部分石雕造像都出土于久已废弃的古寺庙遗址和塔基下，发现时叠放整齐，可能是历史上几次发生灭佛事件时，佛教徒偷偷埋藏的。
河北曲阳修德寺造像，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初，总数达2200余躯，包括北魏、东魏、北齐、隋、唐、五代历代造像，以东魏、北齐和隋作品为主，多为小型单体圆雕汉白玉石雕像。修德寺大批石造像的产生，一是由于6世纪中叶，河北日益成为北方佛教重地，二是因为当地出产汉白玉石料，为佛教石雕提供了原料保障。修德寺北魏石雕造像的题材主要是弥勒菩萨，像多作双腿相交的交脚式；东魏造像弥勒剧减，观音像激增；北齐造像出现了阿弥陀佛和无量寿佛。这些雕像代表了中国佛教石雕在几个不同时期的典型风格，如东魏逐渐改北魏的硬直刀法为柔和圆润的刀法，雕出薄裟适体、和蔼可亲的佛与菩萨形象；北齐石雕刀法崇尚利落洗练，使造像更加柔和丰满，衣饰宽松，衣纹疏简而自然，开唐代造像丰腴健康、生动流畅之先河。
20世纪70—90年代，山东青州地区陆续出土了多批雕造精美的北朝佛教石造像，特别是当地唐代名刹龙兴寺故址内发现一处窖藏土坑，一次出土以北朝晚期为主的造像400余身以及大量残碎的肢体和佛头，引起世人瞩目。这批造像按像铭纪年和造型、风格的不同，可大致分为北魏晚期、东魏早期、东魏晚期和北齐几个阶段。其中北魏晚期和东魏早期都是以大型舟样背屏为依托，雕一佛二菩萨三尊像组合，服饰为中原士大夫传统的褒衣博带装。自东魏晚期到北齐造像，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，突出表现在单体造像激增。尤其北齐造像，更是以单体立佛为主，面相圆润丰满，肩胛宽厚而腰身细瘦，整体身圆如柱，并脱去了褒博的宽衣，改穿一种形式简洁的贴体薄衣，衣上几乎不雕衣褶纹，使人体肌肤曲线凸显，确如画史所描绘的“出水”之姿。有的北齐佛像则在平滑的身体上彩绘出表示袈裟的方格大框，框中满绘佛教轮回故事图案，有胡人、饿鬼、天神等等，营造出一种诡异的装饰效果，此即所谓“卢舍那法界人中像”题材。
四川成都万佛寺石造像，最早发现于19世纪80年代，20世纪50年代前后又陆续有几批出土，总数有300余件，其中大部分破损，包括南朝宋、齐、梁和北周、隋、唐等历代纪年作品，是南方地区出土石造像最多的一批，为研究中国南方四川地区早期佛教艺术提供了极好的标本。万佛寺梁代造像组合复杂，一铺像中除本尊、胁侍外，往往还有众多的天王、弟子，甚至下设6至8人的乐伎，反映出独特的地方特色。如一件公元547年造像，主像观世音菩萨戴花蔓冠，天衣轻薄贴体，居中亭亭玉立；脚边两侧分别各蹲一狮，昂首张口，形态生动；观音的两位胁侍菩萨分别立于狮身之上；外侧两旁又有二象，象上也各立一护法天王；整铺像前下边，又雕出一排8个手执不同乐器的吹奏乐伎。此造像人物虽多却主次分明，所站位置前后错落，参差有序，丝毫无繁乱之感。
佛教造像碑多发现于北方河南、陕西、山西等地，借用中国传统石碑的形式，分长方扁体形和四面柱形两类。其前后和两侧面均可开龛造像，造像题材和造型风格一般近似于同时期的石窟寺雕像。虽因碑石体积限制，造像形体不大，但雕琢得更加精细。碑上还常铭刻造像缘由和造像者姓名、籍贯、身份等，有时还线刻供养人像。
公元13世纪，印度遭受阿拉伯人大举入侵，使得佛教文明几近在印度本土上消亡。这样，中国历史上西来的佛教文化失去了源头。及至元代和明代中前期，中国虽然还有进一步雕造摩崖石刻和石窟寺佛教造像的零星记录，但随着中国政治与经济重心的东移，连接故都长安与西亚的丝绸古道被东南迅猛发展的海路航运所取代，加之清代藏传佛教几成国教，藏系寺庙和金铜造像在中原地区得到蓬勃发展，石窟寺和一度辉煌繁盛的石窟艺术，终于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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